《伊朗十记》：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伊朗
摘要：编者按2012年2月9日－1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第一次赴伊朗，观礼伊朗革命日33周年庆典。当时，美伊战争的传言阴云密布，王文边走边写，在《环球时报》、FT中文网等重要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伊朗手记，真实记录了德黑兰的局势，引起了中、美、伊朗等多国舆论的关注，被翻译成英语、波斯语。2016年1月2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当天，在中国发改委、外交部与伊朗外交部、经济部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在德黑兰承办“首届中伊智库‘一带一路’对话”。为此， @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再次刊发这篇《伊朗十记》，带您认识真实的伊朗。
伊朗十记
刚才走进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舱时，同行者S与我几乎同时惊叹，“飞机还挺大的嘛。”其实，这架飞机也够不上A380的级别，是属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国际航班大小。感叹伊朗的飞机大，主要是因为半个小时前我们在候机时都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架“小飞机”。
顿时，我发觉，对伊朗这样受争议的中东、发展中国家的轻视与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像。
行前在家准备行李时，我与家人说：“我挺紧张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我指的紧张不是那种害怕不安全的紧张，而是行程没有准备充分的紧张”。我答道。
虽然这几天我恶补了一些伊朗知识，但是对伊朗陌生感的慌张仍是明显的。这与我去欧洲、美国和日本那些发达地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国际新闻人，报道欧美日就像是吃饭一样，而评论伊朗就像是嗑药。这个药只适合于特定情况下才“嗑”，比如战争、冲突、恐怖主义事件。但报道美国、日本、欧洲时的新闻却很宽泛，从娱乐体育到政治经济，从社会文化到军事地理，在这些信息偏好下，中国人对美国日本的了解，许多时候甚至强过对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环球时报》过去10年的报道资料，发觉大约90%关于伊朗的新闻都与对美博弈、战争、以色列、恐怖主义、危机、威胁等负面关键词有关，关于文化、经济、社会的少之又少。我相信，这不是特殊的环球时报现象，而是出乎中国读者偏好而出现的中国媒体“争议国家偏执症候群”。这些国家还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鲜、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脏乱差”基本上就是争议国家的主题。而这些国家的争议又基本上来自于对美冲突，以及欧美媒体对它们的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国际信息潜意识与美国的逻辑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几个小时发了一条“要去伊朗采访”的微博，一小时内就得到了上百条的评论，但几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这些微友的关心，但这个现象不正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伊朗是一个不安全的动荡国家吗？
到机场前的2小时，我在办公室。小T送来样子，我说不用给我了，我准备出发去机场了。她的送别词提醒了我：“我许多去过的朋友都说，伊朗比想像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东问题专家也这么告诉我。这也唤起了我五年前采访一位阿拉伯人时的记忆，他向我抱怨，你们中国记者老喜欢用“中东动荡”这个词，其实，所谓的动荡只是非常小的区域和很特殊的时刻，中东绝大多数地方都很安全，很详和。
这段回忆的唤醒让我一下子羞愧与自责起来。我们这些国际新闻人在无意识中当了欧美日等国家的“宣传部干事”，我们每天做得工作大量地转引欧美日媒体的报道，效仿欧美日的媒体口径，拷贝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话语表达，久而久之形成了对欧美国家的“显性崇拜”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歧视”。比如同样是民众上街抗议，在欧美国家我们会称之为“（违法的）骚乱”，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就称之为“（正义的）革命”；同样是大规模的犯罪审判和警察枪击，在欧美国家是“（正常的）法治”，在发展中国家就是“人权侵犯”或“专制统治”。
我不知道这种偏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天前，澳门大学吴枚教授发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题是“符号竞争”。她认为，现在舆论信息本质上是“符号”，在全球舆情的“符号市场”上，每个观点、报道内容都是产品，而中国是“知识赤字”，我们全盘引进由欧美媒体日常制造的符号，渐渐地，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洗脑”了。这样的判断与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价值的。
在价值观日益分裂、甚至左右两派之间变得没有公约数的中国舆论场，这种趋从――如果不是“屈从”的话――欧美软实力的“符号”弱势，是我们当下所必须自省的。
“符号趋从”导致我们很难确立基本的“自主判断”，更奢谈自信。一出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就从消极、负面、肮脏的方向去思考。就像两天来王立军案发生后，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叛逃”，一种是“抑郁症”，但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前者，尽管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争议国家，我们在骨子里就认为那是一个动荡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坏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有优秀的文化、平静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这几天我读扎比胡拉·萨法写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时，惊讶地发现，古伊朗文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礼拜日”、圣诞日、复活节的确定都来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们对伊朗的意识存在太多空白了。这些天，凡是我与朋友谈起要去伊朗，对方都会很羡慕的样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认为，伊朗是很难去的国度，但有谁会想过，伊朗在2011年夏季开始就已签署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国，是属于中国人落地签的国家了呢？有多少人会相信，去伊朗的签证比去美国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反思，可能是这架让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飞机给我的灵感。此时，“空少们”送吃的来了，我开始仔细观察伊朗空少们，和欧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专业的英文，还有丰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们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我对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刚刚开始。（此文记于2012年2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错了；如果西方媒体里在报道伊朗是一个“压抑、封闭的国度”，那么西方媒体错了；如果你在伊朗真听了别人劝告或西方媒体，那么，你就的大错特错了。
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曾“大错特错”过，看着“波斯女子多为美人胚”的传言得到验证，但我却一直没有“下手拍照”，直到当天午餐，有四个时尚大方、衣着艳丽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犹豫了五分钟才敢问：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对方的回应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钟后，她们就配合地摆出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我与随行朋友们的镁光灯。从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游伊朗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伊朗女子都会爽快地答应被你拍，还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这要是换成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拍照只是我们“伊朗艳遇”的开始。接下来的“好事”还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来接待我们，当有人夸她时，她用流利的中文笑着回应：“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让人联想起在中国国内男女之间相熟后的调侃。年轻伊朗司机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单词量非常有限向我表达：有几个女朋友，“很烦恼”，还手舞足蹈地笔划了一些荤段子，讲得眉飞色舞，还指着怂恿我偷拍边上一位丰满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从盗听途说、西方媒体、在中国仅有的几本伊朗书籍中学到的，几乎都是错的。那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热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极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但我在一个小书店就轻易地发现放在显眼位置的《1984》，还有什么书比它更批判极权社会呢？
我又想起了临行前，采访团里一位女学者问伊朗驻华大使，要戴怎样颜色的头巾，怎么裹之类的问题。大使笑答：无论什么样的头巾都行，只要围在头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兰，头巾仅仅是一种习惯，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里面总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首饰，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潜藏着奔放的内心。
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没有酒吧，关闭卡拉OK，娱乐业夜生活大大畏缩。社会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开放的首都德黑兰，男人也不可能与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触”。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发现，理论上会被判刑处以绞刑。
但是当地人说，你不会性压抑。在法律上，你可以临时结婚，只要谈妥，一两天也行，只要你是穆斯林，且对方是寡妇、离婚或单身。“还有妓女存在！”这是一位伊朗外交官坦率地向我承认的：“我们在扫黄，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难治的。”
德黑兰的确没有夜生活，人们一点都不寂寞。夜晚八九点的城市，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在忙着“浪漫”。我的朋友F告诉我：“有许多男男女女开着车上街，错车相遇，彼此看上眼了，发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德黑兰，私人诊所非法堕胎的生意不错，性用品也很畅销等证据。这真的
于是，在伊朗的第一天，我就想起一个文章标题：“伊朗：一个‘闷骚’的国度”。我想写的不是作为政教合一社会的伊朗“堕落”，而是想纠正伊朗“极度保守、沉闷、封闭”的成见。
我信奉眼见为实，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的大街上，我到处看到牵手、拥抱、促膝相爱的情侣。男人会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还指着某部汽车的大车尾箱与你调情：“你看，那是詹妮芙·洛佩兹（好莱坞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见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微笑、招手甚至主动搭讪、要求合影。浪漫、优雅、激情这些仿佛只适用于法国、美国的词，我认为同样是适用于伊朗。
在伊朗几天，一起来的朋友常感叹印象与现实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热情与开放得多”，这是集体共识，尽管后者在印象上更世俗化。在中东驻站数年、同行的知名媒体人马晓霖的感慨很经典。他说，“伊朗人内心埋藏的荷尔蒙，丝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
这样的描述在历史与学术上也能得到回应。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宫，半裸女的壁画存在了400多年，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无法想像的；在一本名为《伊朗》的旅游书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页就是一副波斯美女照，图片说明是：“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
其实，只要重温一下伊朗史，就会发现，伊朗人的“闷骚”其实更是一颗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过去1000多年，伊朗先后被阿拉伯帝国、蒙古、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俄国征服或入侵，屡屡遭受其他民族从未经历过的悲情与壮烈。但是，这样一个国土的东、南、西、北方都曾经受过外敌进攻、被数次亡国的民族，他们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却从未中断，在原地生生不息。
千年来，伊朗国土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都在惨烈的冷兵器征战中失踪绝种了，但唯独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没有一颗内敛坚忍却又充满韧劲、渴望强大自由的民族精神，哪个民族能在如此历史纵横中延绵不断？想到这些，再探讨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对抗的地区大国，也就不会太困惑了。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1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但作为“稳定是硬任务”的中国人来说，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似曾相似的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游行。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沌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
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
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说，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罢工、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走到伊朗总统内贾德那么近的距离。这个被一些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并非那么戒备深严，对人民的控制力也不是那么严格。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检关卡。在当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过了前两道，后面两道的安检也是在观礼人群的拥堵中“蒙混”过关。有同行者感叹，警察真自由散漫啊，这么大的庆典安检竟是如此地马虎。没错，我就是这样没被摸过一次、测过一次地进入会场，站在了离内贾德演讲台直线距离30米左右的观礼台上。
大约四小时的庆典，内贾德的演讲占了约1/3。同样是几十万在场听众，内贾德演讲台前没有任何安全玻璃挡着，不像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演讲、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的讲话，都是在防弹玻璃后面进行的。
离内贾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卫队的依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动的小青年。大家把这个革命日当狂欢日来过，节日到了他们认为“最枯燥的”演讲部分，青年们就纷纷无聊地退场而去，以致于最后20分钟，我跑下观礼台，用手机开始录内贾德的模样与演讲的抑扬顿挫，那个距离就相当于他站在三层的露台上，我就在楼下抬头观望，而依仗兵、周围隐形的“安保”对我根本熟视无睹。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楼边上散步，随便拍了些地铁站边的小宣传画，结果不到10分钟之内，受到了荷枪实弹美国大兵的三次盘问，两次要求把相机里的照片打开给他们看。
我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专门上过美国政治的课，我可以找到无数的学术论据证明美国比伊朗更民主、更自由、更法治、更繁荣。但就在我拼命拍内贾德的瞬间，所有的论据都无法说服我，内贾德的确比奥巴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国内也是这样。
德黑兰人还告诉我，他们知道内贾德的许多“内幕”：他住在哪条街，住着近半个世纪久的老房子，三居室，开着老爷车。有当地人还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内贾德自己开车，自己还别了他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羡慕奥巴马，这个移民黑人的后代如何实现“美国梦”，短短从政12年之间就当上了总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内贾德也是铁匠的儿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与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个“伊朗梦”吗？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内贾德49岁当上的国家一把手，而奥巴马是47岁。
如果还要找两者区别的话，或许还有：内贾德至今还是一个穷小子，他的存折里没有什么存款，他拒绝住进豪华的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竞选口号在他过去6年的任内坚持的还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选票连任成功，但奥巴马的“改变”在哪？今年还能有像2008年那么高的得票率吗？还真是很难回答。
我不是内贾德的拥趸，我只是说一些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在西方媒体中没有报道过的事实。这些事实还表现在行政机构，我去过美国、英国、日本的外交部，当然还有中国的，到上述国家的外交部大楼，可以看到站岗的警察，需要登记，给你配带出入证，进去后不能乱拍照。但伊朗外交部是一个由9座楼组成的院子，像中国的某类职校，我没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换出入证，走在大院内，一路走一路拍。
的确，如果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我们有无数理由痛斥伊朗这个国家的偏执、疯狂、非理性甚至还有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但下一问题是，这是谁告诉你的？你亲眼见过吗？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证明了传播学中的“信息贫瘠论”：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我们还倚重于那些具有强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们思想与观念的贫瘠丝毫没有强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这里的悬念是到底哪里来的强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兰市中心几乎是唯一一个的购物大厦里，我们看到了伊朗被制裁30多年后难得见到的琳琅满目商品。随团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这哪是朝鲜啊，比朝鲜好多了！我于是问，谁告诉你要把伊朗与朝鲜相提并论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应过来，“他们不都是美国的敌人吗？”
在德黑兰，我至少5次问伊朗官员、媒体人、学者、普通老百姓，为什么穆斯林国家中只有伊朗那么全面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们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类似关于“尊严”的回应我时时遇到，在号称“伊朗硅谷”的帕德布科技园，我追问一位科技官员核计划的事，他激动得说：“为什么美国、以色列有那么多核武器没人追问，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会被质疑呢？”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英语新闻部主管侃侃而谈伊朗媒体人追求真相、塑造国家软实力的责任感与事业心。然而，当问及一些新闻报道悖论，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内贾德总统演讲未结束，就有半数民众离场，作为国家电视台，是否会报道这个真相，还是选择国家利益，向世界传达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画面时，艾玛德同样变得激动。他说画面就在那里，观众自有判断。伊朗没有新闻审查，西方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很强烈的双重标准，等等。
这些一碰就着的激动，让人怀疑伊朗人是不是有点“小国沙文主义”的味道？
问题是，伊朗是小国吗？可能在爱称自己是“大国”的中国人看来是这样，但中国人不会去想，伊朗的面积是西欧8国(英、法、西、葡、爱、比、荷、卢)的总和，人口与德国大体相当，在世界上国土面积、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兰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2010年伊朗GDP在世界排名第26位。所以，我在德黑兰谈起战争的问题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
的确，我坚信，伊朗还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亚，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马。我的感觉是，如果美国真要进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70年代的越南，美国可能会赢，但占不了什么大便宜。
事实上，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为伊朗与美国的对抗而改写。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对抗的，都应该是“列强”级别的。但在西方视野里，伊朗显然不是。顶级国际政治学家巴里·布赞在其代表作《美国与诸大国》中，连一次伊朗都没有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也没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几乎所有美国大战略家的书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怜，甚至可以用“提几次”的等级来形容。
西方学术大师思考的都是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西欧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掺杂进日本的亚太史，穆斯林世界没有进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美国人从没料到，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如此“小”的力量敢与我叫板，就像他们从未预测到冷战会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结束，金融危机会大规模的爆发，中国会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样，西方学术的短板在过去20年里被暴露得只剩下的一条遮羞的内裤了。20年来，美国人先躺在“历史终结”的胜利床上晕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义力量折腾了十年，这其间只是把伊朗视为一个“邪恶轴心”和“邪恶”力量。这样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国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只剩下无知了。
但伊朗远比美国显得更有逻辑。主管中东事务的伊朗副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杜拉希扬明确对我说，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视为继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众反抗萨达姆、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尊严与独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民众觉醒运动。他们寻求宗教尊严以及相对于西方霸权的民族独立，认为“伊朗是所有中东国家的榜样”，应当像伊朗那样寻求于伊斯兰的自我解赎与尊严。
这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新保守派在美国的“无知”显然在奥巴马时代继续。美国似乎没有意识到中东国家的社会觉醒，还想继续主导中东局势，干预各国国内政治，变相地花穆斯林的钱，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几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扬的话说就是，“在尊严与屈服面前，我们只能选择尊严。”
或许美国人真该听听另一位伊朗外交官与我的聊天，他说，2000多年来，虽然伊朗的东、南、西、北都曾受过外敌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胁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斯兰崛起，伊朗更希望摆脱美国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霸权。伊朗人并不仇恨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但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居高临下、预设立场式的谈判与教训。
在革命日的现场，我真的感受到“尊严”在伊朗人中的含义。一望无际的人群中，除了霍梅尼与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外，最多的标语就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在约四个小时的集会中，这两句口号喊得最震耳欲聋。或许还有人会批评我，在苏联、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这样的震耳口号都有过，结果是怎样？
好吧，那我只能说，走着看吧。但一定要记住，“伊朗VS美国”是在中东地区的一场“小冷战”，双方的博弈不只是实力之争，而是“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尊严有时会让实力加分，就像是让运动员吃了兴奋剂、让馒头加了添加剂一样，人们会说那是公平竞争不允许的，但问题是国际政治博弈什么时候公平过呢？
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
但笔者在伊朗却丝毫没有大战来临的紧迫感。在德黑兰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
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
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只一位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
目前美国人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于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于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
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
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
由此看，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不能万不得已，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
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
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
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
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驻格鲁吉亚、印度使馆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时间指责是伊朗所为，伊朗则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干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参赞气愤地说，这就是以色列“苦肉计”，他们以前常这么做，为的是打造悲情，制造伊朗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西方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但这种计策太“拙劣”，现场没有以色列人伤亡。以色列想以这种方式与伊朗斗，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那种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像伊朗与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这又是一个错觉，正如误以为伊朗是邪恶的国家一样。
在亚马逊网站，几个月前出版的《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书非常畅销，讲得是二战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实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的伊朗驻法国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风险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线，签发了1000多本犹太人护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犹太人。
撰写这本书的是伊朗裔美国人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他估计是受了伊朗电视剧《零度转向》的启发。2007年，这部电视剧在伊朗电视台热播，讲得就是原型来自于萨尔达里的故事。当时国际上一阵热议，因为总统内贾德不久前刚说完“要从世界地图里抹去以色列”。
一位记者追问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内贾德疯狂言论与《零度转向》的关系。内贾德的回答是：“我们热爱所有的人民，我们是犹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许多犹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转变》编剧兼导演法特希也公开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观地将普通犹太人和以色列政权区分开来。”
在我这样的第三国人看来，那些话恐怕不能视为谎言。
阿拉伯国家常常指责什叶派的伊朗不包容，很偏狭，但事实是，伊朗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在伊朗，波斯人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除了犹太人外，还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很明显，这是一个“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国家，超过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
常识告诉我，伊朗对待其国内犹太人的态度，不会低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就下令遣返了4.9万犹太人。
伊以关系真正变坏，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认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走狗”与工具，以色列是“毒瘤”，于是才有了两国交往“冰河期”。换句话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恶的无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们彼此间没有战争与其他武力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与宗教往来。
我有点怀疑，这些年，伊朗与以色列除了双方高层过把嘴瘾的狠话之外，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否比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更深？这两天，就是为了名古屋市长的一句否认南京大屠杀，中日邦交40周岁的生日都大有不过的趋势。
换句话说，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于“金婚”，但双方过得并不开心；而以色列与伊朗连恋爱都不是，双方都放了要对方死的狠话，但内心却常有涟漪之波。毕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前国防部长莫法兹等许多以色列精英，都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犹太人高层的祖国啊。
对于伊朗人来说，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了解以色列，远甚远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说，2006年、2009年以色列曾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两次冲突，都被“打败了”，以色列的军力根本不行！过去半个世纪，阿拉伯人屡屡败给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这个邪。
伊朗人的自信或许是有理由的，虽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战略纵深，对于伊朗的导弹打击，以色列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战”的声音，一位伊朗学者说，那是他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像向欧美施压，制造“如果欧美不动手，以色列将会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远未到灾难临头的地步，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他说，据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进攻伊朗，远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
宁静的屋顶，柔和的月光，朦胧的人影，懵懂的恋情，在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中，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用清新笔触，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表达反对政权、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
我在德黑兰，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有欧式的咖啡馆、西式的着装、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美国的音乐，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灵山”的茫然。
不过，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闹市区，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这里没有自由！这里没有自由！”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我问一位伊朗学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
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提出与美国的“文明对话”，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但“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行为”，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伊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至今。
在伊朗革命日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有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
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成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所以才会出现一半左右听众以退场的方式表达对内贾德革命日演讲的现象。不过，对于西方的制裁，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
的确，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但一个事实是，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仍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
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引进西方文化≠向往西方体制，对政府表达不满≠反对现存体制，反对体制者≠伊朗主流。
这些复杂的不等号，美国人似乎并不懂。30多年来，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打倒美帝”一样。很少有美国人相信，让“美帝”变成“美丽帝国主义”的路径，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欧美想以制裁、战争威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变天”，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结果应是可以想像的。
“西方主义”的思维局限，很难让欧美人辨识“体制依赖”、“民族复兴”、“生活抱怨”、“自由主义”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
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杂文与中国观察，就可以明白，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德黑兰的屋顶》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
（九）唯一信得过中国？
不得不感慨，伊朗第一次让我有种明星的感觉。15年前，一位在本国从事机械修理的美国朋友志愿到兰州教英语，受到了市政府、大学老师与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受宠若惊与我说了同样的话。一国国民对于外国人的情感与偏好，整体上会与该国的财富与发达水平相关。虽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不一定认同此判断，但我在伊朗的确享受到了15年前这位普通美国人在中国的礼遇。
在革命现场，乌泱泱人群的前排伊朗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些新鲜的外国面孔进来，都兴奋起来，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里闪烁着光彩，有的还喊“中国！中国！”走在伊朗大街上，常会有许多伊朗人来搭讪，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都伸出大拇指，希望合影。在伊斯法罕四十柱皇宫，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合影后，用鼓掌演绎了一段感谢辞；一位头巾店老板知道我老家是浙江义乌，激动得想拥抱。他指着自己店里的头巾说，至少1/3都是从义乌进的货，每半年去一次。一位德黑兰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词高度评价中国，没有“中国制造”，全世界哪有那么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在航班上，空姐放下工作想与我聊中国话题；在大巴扎，商户们走出商铺招呼着“你好！”中国人在伊朗的名声的确不错。
随团年龄大一些学者也感慨，过去被人问国籍的顺序一般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然后才有可能是中国人。现在则变成倒装模式。看着东方面孔，对方首先会问“是中国人吧？”不出国，真的很难知道中国崛起的显性效应。在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仍然有困难的国家，这种效应会更明显。
我问一位伊朗官员，谁是伊朗的朋友？他答，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呢？”他答，俄国曾入侵过伊朗，不可信！“那委内瑞拉呢？”答：委内瑞拉一国寄托于一人，不确定性太强！但中国与伊朗从没有历史过节，是可交的朋友！这算是给我的经历安了个官方说法。
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伊朗缺乏必要尊重。在德黑兰入关处，我听到有中国人抱怨入关慢，“难道还怀疑中国人想移民伊朗不行？谁会愿意呢？”嫌穷爱富的中国人有时情不自禁地会把坏毛病带到国外，就像随地吐痰、显摆炫耀等毛病常被外国人诟病一样。
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与伊朗有太多相似性，中国不必觉得比伊朗高明多少。
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是文明古国，2700年前波斯文明兴起并扎根于伊朗高原。中国与伊朗是全世界仅有的、其文明在本土延绵不断的2个国家。2000多年前的波斯文与古汉语，同样会被当下的伊朗人与中国人识别。这一点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无法做到。中国人与伊朗人有必要为两国文明的伟大生命力而干杯。
从民族情感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有沉重的历史悲情。历史上，两国的东、南、西、北都受过外族的入侵，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觉醒的民族意识更放大了内心的历史怨恨，强化了自我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体现在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梦想追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对欧美双重标准人权指责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有浓重怀疑意识。
从地缘政治看，中国与伊朗都陷入了复杂的、天生的地缘宿命中。两国都没有美国那么幸运，美国只有两个邻国且都是相对弱国，但中国与伊朗却有两位数的邻国，且大都有制衡力量，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对两国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力是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国家就会面临被外界肢解的危险。我数次听到德黑兰人说，巴林、阿塞拜疆原来都是伊朗国土，这种耿耿于怀很像不少中国人说外蒙古、外兴安岭以前都是中国国土一样。民族的危机意识，中国与伊朗应当有心理共振。
从西方战略看，中国与伊朗是被锁定在一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视野的对立面的。比如，2012年1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唯独将伊朗、中国视为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的战略对手。对于中伊两国体制的颠覆与浸透，西方国家也有相当的战略共识。中国与伊朗的精英层也有战略共识。
当然，中伊两国的矛盾同样存在。伊朗实行全面与美对抗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和谐世界的战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方针，是格格不入的。伊朗对华的石油出口常常存在着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远高于其对希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的优惠。伊朗战略逻辑中仍认为，中国对伊朗的需求，远高于伊朗对中国的需求。中国迄今有几十个“战略伙伴关系”，但至近还没有与伊朗商讨过类似关系，这些都是限制中伊关系进一步走近的深层矛盾。
在伊朗期间，曾一度曝出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于3月访华。第二天，副外长拉明·麦赫曼帕拉斯特向笔者透露，内贾德总统如果能成行，那将是中国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与鼓励。目前是中伊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国际体系正在迅速转型，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能够团结起来发挥更多作用，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模样。
中国肯定不会与伊朗联合反美。那么，伊朗希望中国未来的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伊朗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穆罕默德·卡马尼的话有一些代表性：伊朗希望能与中国寻求更大的战略和政治合作。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反美，但伊朗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毕竟中国的经济已羽翼丰满，只有政治的全球崛起才能真正插上腾飞的双翼。
“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许多时候，这些误导成为主宰全球的霸权信息。
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来一次中国。于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情感偏好，便会造成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根据皮尤的调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伊朗了，不喜欢的比率从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
比如，近月来，我几次听到个别学者、媒体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本土，该怎么办”的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这几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国互联网广为转载的、标题为“伊朗想袭击美国本土”的文章。实际上，那只是美国情报高官的一定揣测与炒作，中国媒体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为什么不用常识想一想，伊朗怎么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杀”行为呢？在强大的西方传播力面前，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正在丧失基本的常识。
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其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
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
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是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
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是反文明的国家，一个恶魔般的改革者国家，是真正文明的大敌。
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
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
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急需要破题的重要内容。
作者：王文 来源：作者著《伊朗：一个被妖魔化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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